研究成果·文献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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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7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规2016年度重点自筹课题(课题编号:C-b/2016/02/17

江苏省教育学会“十三五”教育科研规2016年度重点课题(课题编号:16B21L2SZ4

《基于“互联网+”的思想政治课虚拟实践教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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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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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研究

“互联网+”即“互联网+某个领域”,是知识社会创2.0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及其催生的经济社会发展新业态。“互联网+”概念的中心词是互联网,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该领域进行深度融合,通过为其提供改革、创新、发展的网络平台,创新该领域的发展生态。

(一)关于“互联网+”的内涵

企业负责人、学者和政界结合各自专业背景阐释“互联网+”,对其内涵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对于“互联网+”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跨界融合”说

腾讯公司控股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多次提及和论述“互联网+”。2015年他在《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中指出“‘互联网+’是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与各行业的跨界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不断创造出新产品、新业务与新模式,构建连接一切的新生态,大力促进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认为“互联网+计划,我的理解是互联网和其他传统产业的一种结合的模式。这几年随着中国互联网网民人数的增加,现在渗透率已经接近50%。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互联网在其他的产业当中能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小米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认为“‘互联网+’就是用互联网的技术手段和互联网的思维与实体经济相结合,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增值、提效。”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宁家骏认为“所谓‘互联网+’,是指以互联网为主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扩散、应用与深度融合的过程,这将对人类经济社会产生巨大、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以马化腾、李彦宏、雷军为代表的与互联网密切相关的企业负责人立足于互联网技术,从技术层面强调互联网的工具价值,强调通过互联网与其它产业的化学反应式的融合或结合,从而对传统产业、实体经济、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技术升级”说

北京大学黄璜教授认为“‘互联网+’不仅包括制造业,也包括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互联网金融以及创客创新。‘互联网+’是两化融合的升级版,不仅仅是工业化,而是将互联网作为当前信息化发展的核心特征提取出来,并与工业、商业、金融业等服务业全面融合。”清华大学付志勇教授认为“‘互联网+’是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的提法的升级版。”以黄璜和付志勇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互联网+”是信息化和工业化的升级版。

3.“观念转型”说

马云认为“今天IT已经在向DT数字科技时代快速跨越。IT科技和数字科技,这不仅仅是不同的技术,而是人们思考方式的不同,人们对待这个世界方式的不同。”“只要是技术的革命,都有文明的冲突,都有社会的冲突。工业革命后的冲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出现了互联网,但这次冲突不会有战争,而是昨天成功者和今天成功者的冲突,昨天的理念和今天的理念的冲突。昨天我说数据的鸿沟不是技术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学习能力的问题。”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认为“在‘互联网+制造’上,海尔要打造一个生态系统,整个企业全系统全流程都要进行颠覆。……这种颠覆聚焦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对企业的颠覆,也就是企业从传统的金字塔形的科层制组织颠覆成平台化组织第二个是对顾客概念的颠覆,就是从顾客到用户,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第三个是对员工的颠覆,从原来的雇佣者和执行者转变成创业者和合伙人。这种颠覆总结起来就是海尔的三化企业平台化、用户个性化、员工创客化。”数字科技的发展和企业互联网化,颠覆了企业的流程和人们的认知,促使人们的思维和理念转型升级。

4.“经济形态”说

新浪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曹国伟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时强调“‘互联网+’代表的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的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佟力强认为“‘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主任黄楚新认为“互联网+”是“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联合,以优化生产要素、更新业务体系、重构商业模式等途径来完成经济转型和升级。”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规划研究所徐志发认为“‘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沈潇认为“‘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手段,更是一种经济形态,将对企业生产方式产生革命性影响。”曹国伟、佟力强、黄楚新、徐志发等学者认为作为技术手段的互联网已经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构成要素,已经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核心引擎,促进了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形成了新的经济形态。“经济形态”说强调互联网的经济价值,强调互联网对经济发展的革命性影响。

5.“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说

20157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此观点从宏观视角强调互联网对消费领域和生产领域的影响,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

企业家和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互联网+”的内涵,围绕互联网和产业的关系,认为“互联网+”不仅是基础设施,而且以跨界融合和连接一切重构我们的思维模式,成为我们生产生活的新生态。

(二)怎样理解+

学者对“互联网+”的“+”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主要有以下观点:

1.“互联网化”说

易观国际创始人、易观商业解决方案总裁杨彬认为:“‘互联网+企业’(企业互联网化)……‘互联网+产业’(产业互联网化)……‘互联网+智慧’(智慧互联网化)。”雷军对“互联网+”加的是什么问题的回答是“‘互联网+’就是用互联网的技术手段和互联网的思维与实体经济相结合,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增值、提效”。实质上,“+”就是企业、产业和智慧的互联网化。

2.“添加联合”说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认为:“‘互联网+’实际上是‘互联网+X’,X是各行各业,即工业化下的各行各业。”黄楚新、王丹认为:“‘+’意为加号,即代表着添加与联合。这表明了‘互联网+’计划的应用范围为互联网与其他传统产业,它是针对不同产业间发展的一项新计划,应用手段则是通过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进行联合和深入融合的方式进行;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其深层意义是通过传统产业的互联网化完成产业升级。”

3.“加速与创新”说

独立TMT分析师付亮认为:“‘互联网+’第一个‘+’应该是加速,而不是破坏什么。互联网就是一个加速工具,而且一直在加速。我们现在已经在不断加速,速度越来越快,最近几年没有哪个行业离得开互联网。第二个‘+’是破坏性创新。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像互联网金融比较明显,要打破旧格局。”

4.“三层”说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编辑刘金婷认为:“‘+’至少有三层含义:(1)建立连接,先将互联网和传统行业连接起来,建立可以合作的通道,也就是探索传统行业中可实现互联网化的部分;(2)取长补短,互联网和传统行业是协作关系,要充分利用好两方的优势,发挥各自的特长,互相学习,探索合理的共同发展模式;(3)深度融合,互联网和传统行业全方位协作,建立完善的共同发展模式,进而带动全行业发展。”

5.“五层次”说

马化腾、张晓峰和杜军等从五个层次理解+”:“第一个层次:互++网。第二个层次:‘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安全云库+物联网+万联网+产业互联网(如工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第三个层次:‘互联网+人’。第四个层次:‘互联网+其他行业’。第五个层次:‘互联网+∞’:∞代表无穷大,这就是连接一切的阶段。”

6.“综合相加质变”说

翟振刚认为:“‘+’就是‘+’企业的方方面面,从战略到品牌,从研发、生产、管理到运输、运营、销售、售后等各环节,涉及到企业的商业模式、管理模式、生产模式、营销模式、研发模式和客户服务模式。‘+’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也是思维、理念、模式上的‘+’,不是简简单单的‘物理链接’,而是要产生‘化学反应’,从而重塑企业各环节,构造企业新的价值网络体系,重构企业的整个价值链,创造新的价值,满足更深层次的社会和市场需求,产生新的价值。”

“互联网+”密切相关的概念是“+互联网”。刘金婷认为:“‘+互联网’是指传统行业主体主动应用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模式、互联网技术等对本行业进行开拓发展。传统行业要拥抱互联网,需要用互联网思维武装自己,依靠互联网技术,探索行业互联网发展模式,提高产品品质,提升用户体验。”“无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还是深度融合,都是‘+互联网’概念,即传统产业是主体,互联网只是工具。工具的最大特点是被动。再好的工具,只有被利用才有价值,这就是工具的特征。”“‘+互联网’,物理叠加,改善存量;‘互联网+’,化学反应后创造增量。‘+互联网’的价值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打破原有业务中的信息不对称环节,从而实现效率重建。具体来说,过去我们受限于时间、地点、流程等信息不透明导致的高成本,‘+互联网’以后就能实现在线化(24小时接入)、规模化(一点接入,全球覆盖)、去渠道化(减少流通成本)。”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互联网+”与“+互联网”都注意到互联网的作用,注意到互联网与其它行业的关系。从时间维度看,“+互联网”与“互联网+”是信息技术发展不同阶段的产物,“+互联网”是工业化至工业3.0阶段的产物;“互联网+”是工业4.0阶段的产物。从互联网的作用看,在“+互联网”阶段,互联网是信息交流的革命性的工具;在“+互联网”阶段,此时互联网集物质、能量和信息为一体,构成我们生产、生活和思维的生态。从互联网与其它行业的关系看,在“+互联网”,传统行业是主体,居主动地位,互联网是工具,处于被动地位;在“互联网+”,互联网是一种新的生态,不是互联网说了算,互联网与其他行业是融合互补的关系。从结果看,“+互联网”是量变,属于物理反应,优化原有的存量;“互联网+”是质变,属于化学反应,增量改革。

(三)“互联网+”的本质

学界和企业界尤其是IT界从不同视角对“互联网+”的本质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类:

1.“融合创新”说

刘九如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更通俗一点说,‘互联网+’,就是将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思维应用到其它领域,使得该领域与互联网结合起来,形成聚合效应。”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金永生认为:“‘互联网+’的本质:融合与创新。‘互联网+’通过互联网技术在各个产业内部及产业间的运用,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配套技术的嵌入,在行业间产生反馈、互动与协调,最终出现大量化学反应式的融合与创新。”翟振刚认为:“‘互联网+’的本质=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思维+价值网络,是价值创造,是一种颠覆性创新。‘互联网+’不仅仅是工具和思维,更是一种价值观。即用互联网提供的通讯、软件等工具,利用‘专注、极致、口碑、快’和免费、社群、长尾巴、跨界、平台、MVPMinimum Viable Product最小化可行产品)等互联网思维,重新构造自己企业的价值网络,构造‘高级文明’,帮助企业创造新的价

值,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从而得到新的利润。”阿里移动事业群总裁俞永福认为:“‘互联网+’的本质是重构供需,看一个项目是不是真正的‘互联网+’,关键是看原有的非互联网业务,在与互联网连接后有无产生质变,并且这种质变不在于提升效率,而是体现在供需的重构上。”俞永福也是在融合质变的基础上,强调“互联网+”的重构供需功能。

2.“在线化、数据化”说

宁家骏认为:“‘互联网+’的本质是传统产业的在线化、数据化。”阿里巴巴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研究报告》认为:“互联网+的本质是传统产业经过互联网改造后的在线化、数据化。无论网络零售、在线批发、工业4.0、跨境电商、快的打车、淘点点所做的工作分享都是努力实现交易的在线化。只有商品、人和交易行为迁移到互联网上,才能实现‘在线化’;只有‘在线’才能形成‘活的’数据,随时被调用和挖掘。在线化的数据流动性最强,不会像以往一样仅仅是封闭在某个部门或企业内部。在线数据随时可以在产业上下游、协作主体之间以最低的成本流动和交换。数据只有流动起来,其价值才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网龙首席知识官唐兆希认为:“‘互联网+’的核心本质——互联网技术全面渗透到传统产业中,并彻底改变传统产业的运营模式和发展速度。”这些观点是从技术视角谈“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过程和环节的互联网化,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

3.“减法”说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唐鑛认为:“‘互联网+教育’的本质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把渠道简化,把教育管理环节简化,把所有的中间环节简化,让每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实实在在地明确自己的定位。”《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詹国枢认为:“‘互联网+’关键在于做减法……‘互联网+’时代,一定是做减法的时代。”马化腾在给全市党政领导干部作“腾讯对‘互联网+’思考”的主题讲座中谈到,“‘互联网+’要先做减法,才能加进新东西。……‘做减法’的战略思维: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布局其他业务,但自身只专注于‘连接’和‘内容’两项核心业务,这样才能做好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互联网+’。”詹国枢和马化腾等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本质”一词,与唐鑛的观点一致,即“互联网+”专注于自己的特长和核心业务,简化渠道和环节,优化存量,提高增量,同时把消极、负面的东西减下来。

4.“智慧供应链”说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宋华、谢丹丹认为:“‘互联网+’的核心不在于简单地讨论互联网技术在行业中的应用,或将传统业务搬上网,贴上‘互联网+’的标签。企业应该思考,如何更好地结合新技术去改良和优化产业供应链,打造更高效、更智能的‘智慧供应链’,这才是‘互联网+’的本质。”“‘互联网+’正为这些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途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这些新的技术创新和手段,一旦融合进产业供应链管理中,不仅可使得上述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进一步创造出高度智能化、服务化的供应链体系,也就是智慧供应链(Intelligent Supply Chain)。智慧供应链借助于新的技术,通过产业供应链运营的可视化、智能化、自动化和集成化,不仅打破了组织内和组织间的壁垒,融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为一体,提高了效率,而且推动了产业的升级与发展,拓展了服务化的市场空间,带来了新的效益。”宋华又进一步阐释:“‘互联网+’的本质——三大产业的智慧供应链;智慧供应链核心结构——信息治理;透过这些新兴技术和方式的运用,形成‘产业供应链+’,亦即我们所说的产业智慧供应链;智慧供应链的实现在流程上有赖于‘四化’管理,即供应链决策智能化管理、供应链运营可视化管理、供应链组织生态化管理、供应链要素集成化管理。”这些观点以管理学为理论基础,以三大产业的供应链为切入点,探讨“互联网+”的本质。

5.“连接”说

上海景域国际旅游运营集团任国才、李晓丽从互联网与其它行业的关系探讨“互联网+”的本质:“‘互联网+’的本质是连接。通过互联网技术,传统行业之间、互联网与传统行业之间、新兴行业与传统行业之间,甚至人的智慧、资源、信息、资金全部连接在一起,由此催生了全新的企业、业态和产业,也对传统经济社会和人的生活方式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也有的学者从作为主体的人视角探讨“互联网+”的本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所所长谭天认为:“‘互联网+’的本质还是‘互联网+人’,没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所创造的客观条件,互联网无法加也加不好。互联网之于人的改变,人对互联网的利用,二者在互动中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这也是‘互联网+’的社会意义所在。”“互联网+”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加快了企业、产业和智慧的互联网化,会愈来愈益融入社会实践,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其内涵和本质也会发展和完善。学界对“互联网+”本质的认识和把握处于起步阶段,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深化,对“互联网+”本质的认识和把握更深刻、更准确。

企业家和科技工作者在“互联网+”的意义、内涵、本质、实现路径等方面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实践操作层面涌现了许多成功的案例。目前学界对“互联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科普宣传的成果较多,跨学科综合研究成果少,基础性的理论研究较少,尤其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研究成果更少。“互联网+”的行动实践远远地走在理论研究方面前面,这更需要通过各学科、跨学科综合研究加强“互联网+”的基础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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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虚拟实践教学研究

(一)国外关于“虚拟实践教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国外学者对虚拟问题研究最早的概念是“虚拟空间”,由加拿大的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1984年在《神经流浪者》中提出来的。他所谓的虚拟空间的意义绝不只是文学性的,它对于促进人们深入理解正在崛起虚拟空间具有启示意义。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些网络文化研究者和网络哲学家开始对虚拟问题进行思考,有的从计算机媒介通信和计算机网络角度加以分析,有的则突出虚拟问题的社会本质,主要集中在对虚拟空间认识论问题方面。代表人是约翰·巴洛(John Perry Barlow)在《网络空间的独立宣言》中满怀激情地宣称,网络空间是一个新的精神家园,他认为随着互联网地发展,随着网际互动地深入,人类将置身于技术事件之中。

9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随着计算机网络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虚拟哲学研究也在多层面上展开。如,1991年,迈克尔·本尼迪克特(Michael Benedikt)在他主编的《虚拟空间:第一步》中指出,尽管成熟的虚拟空间在当时仍然是科幻故事或少数人的想象,但它已在建构之中,他列举了关于虚拟空间的九种描述性定义,并对其做出了总体性描述,但更多的则来自维系人类的科学、艺术和文化活动的巨大信息流。他对虚拟的理解表达了一种对虚拟与现实的关系的理解。再如,1993年,被誉为“虚拟空间哲学家”的迈克尔·海姆(Michael Heim)在《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中,进一步对虚拟空间做出了解释,虚拟空间的实体具有更多维度,而且它们也许会反映出不同的实存规律。海姆认为虚拟空间和虚拟实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互换。值的重视的是,有的学者己经自觉地把虚拟空间与人的交往实践和生存、发展联系起来,把虚拟空间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空间加以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哲学家伯第亚(Grigore C.Burdea),其在《虚拟现实系统和它的应用》一文中,用“虚拟现实技术三角形”说明虚拟现实系统的基本特征,它们是用三个I表示的,Immersion(沉浸)、Interaction(交互)和Imagination(想象)。此外着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SirKarl Raimund Popper)认为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周围可以划分为三个各自独立的世界。“第一世界是包括物理实体和物理状态的物理世界,简称世界1,第二世界是精神的或心理的世界,包括意识状态、心理素质、主观经验等,简称世界2,第三世界是思想内容的世界、客观知识世界,简称世界3。”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学者们将虚拟实践与哲学研究相结合,使之成为当前虚拟实践哲学研究的最前沿。近十年来国外一些哲学家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可贵的探索。1998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哲学系的三位教授共同出版了一本题为《哲学计算机》的专着,汇编了他们运用计算机模拟方法研究逻辑学、认识论、社会哲学和伦理学等所取得的成果。同年出版的《数字凤凰》一书中也有类似成果的介绍。

(二)国内关于“虚拟实践教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对于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而言,虚拟实践教学是一个全新的形式和概念,国内学者对其研究的论述也并不多见,仅以中国知网(CNKI)检索为例,以“虚拟实践教学”为名,只能检索49篇期刊文章、硕博论文等,而其中与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则没有。由此可见,在国内针对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虚拟实践教学的研究仍存在较大的空白,但也从另外一个侧面验证了虚拟实践教学的方兴未艾。回顾国内有关“虚拟实践教学”的研究,发现:

2000,中国人民大学陈志良教授就“虚拟”问题发表了数篇论文,在《虚拟:人类中介系统和革命》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虚拟是人类中介系统的深刻革命。”在他看来,人类第一次中介革命的标志是语言文字符号的产生,而虚拟的数字化方式是比语言文字符号更为重要的一次革命,语符号创造了人的思维空间、符号空间,而虚拟思维则是在思维空间、符号空间中发生的革命,它在思维空间、符号空间中又创造了虚拟空间、数字空间。虚拟是数字化表达方式和构成方式的总称,它构成了人类新的中介革命,是人类新的起点。陈志良教授关于虚拟问题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他的上述观点,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这一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当今时代虚拟的特征和意义,并对我国虚拟问题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张明仓教授2005年出版的的《虚拟实践论》一书,是目前第一本系统研究虚拟实践的哲学专着。他认为虚拟实践是“主体按照一定的目的在虚拟空间使用数字化中介手段进行的双向对象化的感性活动,是前数字化时代人类虚拟活动和实践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延伸和升华……作为新起的人类实践方式,虚拟实践同时也包含、呼唤、促进着人类认识方式、思维方式、常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变革。虚拟实践正强有力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时代……”该书从考察“技术—实践—人”的内在联系入手,考察了虚拟实践的历史生成,并对虚拟实践的主体、客体、中介、本质、特点以及虚拟实践的存在形式:另类社会时空等问题做了深入分析。该研究对于我们理解虚拟实践的真实意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向生活实践回归以及推进当代哲学创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后,国内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视角对虚拟实践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拓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虚拟实践教学的内涵定义。张明仓提出,“虚拟实践主要是人类交往实践的重要变革”;而皮海兵则在《网络虚拟实践的本质》一文中明确指出,网络虚拟实践一方面表现为主体对网络的深刻体验,另一方面表现为网络与主体之间的互相建构。虚拟实践是将可能性转换为现实性的创造性实践,从而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和扬弃,这就是网络虚拟实践的本质。陈宝等人认为,“虚拟实践教学,是吸取传统实践教学的基本经验,进一步开拓实践新空间、探索新形式的积极体现,也是依托网络借鉴其他领域虚拟实践活动包括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做法,不断深化实践教学改革的一种新尝试。”

二是关于虚拟实践教学的必要性论述。唐景成认为,传统实践教学存在缺乏广泛性、操作不规范、缺乏系统性等问题,当前传统的实践教学方法、手段不能满足大学生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开展虚拟实践教学,以弥补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和缺陷。高媛在《网络虚拟实践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的途径与价值》一文中指出,虚拟实践是实践教学的新方法和新手段,是应对网络虚拟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并通过数据、实例等论证了网络虚拟实践教学的意义所在。

三是关于虚拟实践教学的主要特征。陈宝等人认为,虚拟实践教学首先具有鲜明的现实超越性,虽然网络空间、虚拟生活源自现实空间和现实生活,但并非对后者的简单复制,在本质上是对现实世界的重大超越;其次,虚拟实践教学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出高涨的参与热情”;最后,虚拟实践教学能够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更具创新性、探索性。而高媛则认为,虚拟实践具有虚拟性、交互性、开放性、超越性、创造性等特点。

四是关于虚拟实践教学的方法探索。赵兰香、凌湄等人提出了情感渲染法、现象分析法、情境体验法等方法,以分别达到让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认同马克思主义、从行动上落实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而郑爱龙则在《虚拟实——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有益探索》中提出了虚拟实践主体平台、客体平台、中介平台的三大平台建设途径。

五是在教学应用方面,霍福广、刘社欣发表论着《信息德育论:大学生信息素养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研究》,论述了信息社会及其对人的影响、信息社会的困惑、大学生的信息行为与特点等,把虚拟教学引入到了教育教学中,对于教育教学与网络虚拟技术的融合而言,是一个重要突破,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而李荫榕则探讨了虚拟实践的生成方式和运行机制等,并在《虚拟实践的价值分析》中探讨了虚拟实践在人类生产生活、认知等活动中的表现以及价值分析,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虚拟实践的运行机制,这为思想政治课虚拟教学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依据。金权直接将虚拟现实技术运用于课堂教学,并系统阐述其存在的意义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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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思想政治课虚拟实践教学的研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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